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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再向权威挑战
我的理论研究是从试图解决达尔文理论和美学的矛盾开始的。那时还未出大学校门(南京航空学院77级学生),自认为发现了美感的秘密:美感是促进喜爱情绪和欲望的反馈信号,促使人在空间接近对象,就像甜促使人多吃一样;美感的强度取决于是否缺少,是否不满足……[8,9] 当时我兴奋得不得了,以为(现在还以为)自己同时解决了生物学和美学难题,一说别人都会恍然大悟——可惜论文很长时间不能发表,后来发表了也没引起多大反响。
接着我又发现了颠倒色觉的逻辑可能性问题,由此得出自己的哲学理论:模拟符号论。其基本思想是:语言一致,比如同样称花红草绿,而感觉不同是可能的;感觉是模拟符号,一种感觉并不一定反映特定的物性,感觉系列中的差异或者说信息才是客观的;语言所指不能是感觉、要素(马赫用法)或现象界(康德用法)中的东西,而是现象界后面的客观存在;我对语言和感觉的分析反倒证明马赫的要素论和逻辑经验主义是自相矛盾的[10,11]。我又一次兴奋了,以为(现在还以为)延续了几千年的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可以到此终止。1987年去加拿大进修时,我才知道北美哲学家——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和生理主义(physicalism)——围绕颠倒色觉的逻辑可能性问 题已争论了好几年。不同的是,我得出乐观主义结论——认为由此可以解决哲学基本问题,而他们得出悲观主义结论,不得不用驼鸟策略回避这一问题[12]。到目前为止,我的分析哲学理论和我的美学理论命运类似。
为了支持我的哲学理论,我又去研究色觉机制的数学问题。我这个人在理论上太不容易满足了,觉得已有的数学模型都不够巧妙,后来我终于建立了一个新的对称的色觉机制数学模型——译码模型[13,14]。它的运算和数字电路中3—8译码器的运算类似,不同的是输入输出是模拟量。这一模型能使色觉的三色素说和颉颃说得到巧妙的统一。我还做了一个物理模型。当我发现这一数学模型时又兴奋了一次。不过它后来的命运也和前面的理论差不多。虽然《光学学报》发表了,可是注意它的人并不多。看来,在心理学和生理学领域,数学模型和近似公式似乎没有区别,人们总是习惯于描述而不是解释,习惯于“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
1988年,为了从信息论的角度解释我的译码模型,我又开始研究广义信息理论。到1992年我终于如愿以偿,Shannon公式的小小改变居然解决了大问题,使常识的信息概念和工程的信息概念得到统一,使Popper的科学进化论和Shannon理论得到统一。我又兴奋起来,又以为我的理论会很快传遍世界。虽然论文在《通信学报》上发表了,专著《广义信息论》出版后,也有不少朋友很感兴趣,但是其反响并不如自己所期望。
我还曾异想天开地研究宇宙模型,以为宇宙是一个四维空间中的球,以时间为半径,以空间为球面;遥远星空中一串串类星体中的每一串并不真的是一串,而是一个。一个类星体发的光在到达我们眼睛之前可能绕球面转了许多圈,圈数不同,像就不同……为此,我兴奋过,也失望过(因为数据检验不合)。后来我看到北京的邓晓明在《潜科学》上发表了同样的模型[15],他用时间乘上一个系数作为球的半径,数据检验吻合得很好。我马上写信向他祝贺。我们很快由不认识到成了知心朋友;他倒是非常慷慨,说将来和我分享诺贝尔奖。可是,这一模型的遭遇和我前几个发现一样。
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已失去了对理论的激情;可能是因为这些理论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太远,了解它们并不能增加我们的收入;也可能是因为这些理论太抽象,鉴别它们没有简单明了的方法;还可能是因为向权威挑战就像在拳坛上向老拳王挑战一样,你必须明确无误打倒对手,而决不能指望以点数取胜;也可能是因为世道仍像鲁迅先生所言: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遇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屈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知识高超而目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尚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尚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尚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我相信我的色觉模型能够得到神经生理学实验的检验,我的信息理论也能得到天气预报、预测编码和模式识别的检验……然而我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人生有限,一个人如果把时间都花在争取别人的承认上,那就太可悲了!
现在我有了新的投资组合理论。要说理论意义,它涉及经济学和生物学的基本问题;要说实际意义,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经济收入以及人生幸福密切相关;要说实践检验,你用几个硬币就可以比较出本理论和其它理论的优劣。我又一次兴奋了。我不知道这一新理论的命运是否会比前面的几个好一些。不管怎么样,我自己先用它赚点钱再说,我的理论研究不能没有经济支持。
开始我并不知道美国人的投资组合理论,后来才陆续找到一些关于它们的资料。我产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在仔细看了两本书之后。这是两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书:一本是W. F. Sharpe的著作《证券投资理论与资本市场》[16](W. F. Sharpe和H. M. Markowitz及M. Miller共获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一本深入浅出的好书,然而其中的理论基础——Markowitz证券组合理论——关 于最优证券组合问题存在重大缺憾。另一本是K. J. Arrow的论文集《信息经济学》[17](K. J. Arrow是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70年代当过美国经济协会会长);其中一个重要思想是:给定概率预测,可以求出相应的最优决策,有信息时的最优决策效用较之无信息时的最优决策的效用增量就是信息价值。本书继承了这一思想。然而我以为:Arrow建立信息价值公式所用的投资组合模型是不对的,基于这样的模型之上的信息价值理论只能“误人子弟”。可以说,就投资组合模型来说,Markowitz是对的而Arrow错了,但就给定概率预测是否存在客观的最优组合来说,Markowitz是错的而Arrow是对的。简单地结合两者之长是不可能的,因为Arrow理论存在的问题和Shannon信息论的局限性有关。
最近我看到一本书《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传》[18],其中Buffett(巴菲特)和首届(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P. Samuelson(萨缪尔逊)等理论权威关于信息和有效市场理论的争论更加坚定了我早日完成这本书的决心。我是完全站在Buffett一边的。我感到吃惊的是,信息概念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产生了一大批诺贝尔获奖者(最近又有人因信息不对称理论而获奖),而关于经济信息和信息价值如何度量这样的基本问题,还没人给出合适的公式。
我在过去的两年里写了不少股市和期市杂谈、短评(笔名:鲁莽),还有一篇赞美游侠骑士精神的连载小说:《股指山熊妖征战记》[19] (主人翁是沪吉柯德和深桑丘——分别代表上海和深圳股市的灵魂)。我写这本书或许还因为受游侠骑士精神的驱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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